今年安徽、河北两省将皮棉、棉纱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这让长期受“高征低扣”问题困扰的棉纺织企业看到了一线曙光。但是由于计算方法复杂，具体的调整效果还需要企业按新规交税后才能知晓。中国棉纺织协会副会长、湖南东信集团董事长高骅表示，安徽、河北两省的试点给长期处于寒冬的棉纺织业带来了一丝春意，但棉纺织业的困局远不止这些，要走出困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棉花之痛

“我们一直在为原料付出高昂的成本”

 

湖南东信集团是国家工信部和湖南省新型工业化重点调度的大型纺织企业，湖南纺织龙头，拥有50万纱绽，5000头汽流纺和5000台 织布机的规模，有员工8000人，年用棉量达10万吨。近几年来，随着原料成本、人工成本、不合理税赋以及各种收费的不断上升，企业已处于微利经营状态，特别是作为用棉大户，棉花成本已压得企业透不过气来。据高骅介绍，目前，东信集团用棉量已压缩了40%，转用新型纤维，但棉花成本的压力仍然很大。

 

棉价的波动与国内外价差是牵动纺织企业生死存亡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高骅认为，表面看，大起大落的棉价是造成企业成本高、接单难的主要原因，而追根溯源，造成行业长期困扰的却是棉花进口配额制、征收高额滑准税、进销项税高征低扣等政策，导致企业无法公平参与国际竞争。当国际棉价高于国内时，进口棉花便贵上加贵，当国际棉价低于国内时，进口棉则由贱变贵。在2012年最极端的情况下，中国纺织业是以比竞争对手每吨高出7128元的用棉成本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当前，棉价的异常波动可能过去，可国内棉价远高于国际棉价的现实却长期存在，企业一直在为原料付出高昂的成本。

 

高骅说：“配额制、滑准税妨碍了纺织企业利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配置，造成了中国纺织企业成本畸高。事实上棉价高还不是关键性问题，关键是棉价差，国内外棉花高价差会要了纺织企业的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纯棉40支以下的纱已无竞争力。丧失40支以下的纱线市场，意味着中国棉纺业在国际市场的溃败。我们东信40支以下的纱线市场都被印巴和东南亚国家的企业抢走了。”

 

面对居高不下的棉价差，中国企业不能自主利用海外原材料市场来“削峰填谷”。按照世贸协定,我国每年配额进口89.3万吨棉花，实施1%的优惠关税；但配额以外的进口棉花征收5%~40%的滑准税。滑准税的征收，相当于为进口棉价设置了底限，其目的在于减少进口棉对国内棉花市场的冲击。但是由于进口配额远远小于需求，分不到配额或配额过低的企业即便进口棉花，也面临不公平竞争而得不到实惠。

 

高骅说：“目前，我们正以高于对手三分之一的原料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这是靠技术创新、效率提升都难以消化的成本。我认为保护农业不应以牺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代价。如果纺织企业倒闭了，那全国的棉农和300多万纺织工人怎么办，社会还有何稳定可言？因此，我们渴望国家及早出台相关政策，保障我国纺织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起点公平。”

 

融资之贵

“我们一直在为银行‘打工’”

2012年以来，“融资贵”也成为纺织业最为头痛的问题。在中纺联统计中心对行业500多家企业的调研中，有近4成企业融资利率比银行基准率高10个百分点以上，如山东等地的纺织业贷款利率普遍浮30%以上，而且相当多的企业都被迫接受了承兑汇票业务。

 

企业融资究竟有多贵？高骅为我们算了一笔账：“我们就以一些企业贷1000万元为例。首先，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65%，再上浮50%，收取利息为99.75万元；其次，银行要求将贷款做成6个月的全额承兑汇票，这意味着企业拿汇票给供应商，供应商只有在6个月后才能拿到钱。如果供应商不愿意等6个月，企业需要交贴现利息14%，增加利息70万元。最后，企业还需要到银行指定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缴纳最低3%的担保费用。这样，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实际利率高达27%。此外，银行有时还会以保证存贷比为由，要求企业存一定的保证金。”

 

本应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银行业，却成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要贷款，就要接受承兑贴现等条件，年底一算账，银行利率高达30%，都赶上民间高利贷了，这对实体经济冲击太大了。

 

高骅说：“目前，银行担保条件高，融资费用高，纺织企业的微薄利润都给银行还利息了，完全是在给银行‘打工’。纺织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像我们东信就为国家提供了8000个就业岗位，多的时侯达12000人，为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呼吁国家能协调各金融机构，加大对纺织产业的扶持力度，降低担保条件，减少全额保证金，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用工之困

“我们为招工难和用工贵忧心忡忡”

 

据中纺联抽样调查显示，去年纺织业工资平均涨幅在15%以上，但八成以上的企业依然存在用工短缺。许多企业反映，新一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和成长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由于纺织业噪音大，气味重，工作坏境差，劳动强度大，而薪水又不算高，他们宁可做服务业，也不愿意到纺织行业打工。这就造成了纺织业招工难，留人难。据介绍，目前东信职工的平均年龄已接近45岁，一个近8000名职工的企业，连35岁左右的职工都找不出几个。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都年龄老化，大有后继无人的趋势。

 

也有一些企业选择福利留人，免费培训，提高福利，唯恐员工流失。预计今年员工薪酬还要上涨，工人工资照这样涨下去，作为微利经营的纺织业真有点吃不消。

 

税负之重

“我们被各种税负压得透不过气来”

“税负重”也是纺织企业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难题。高骅介绍，我国纺织企业均须缴纳的税赋和收费有：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还有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房产税，印花税，地方教育费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残疾人基金，环保费，工会经费等居多税费和收费。这些纳税项目与其他工业企业相同，但纺织业承受了棉花增值税“高征低扣”的不合理税赋。比如同是农产品深加工，大豆加工成豆油，大豆和豆油都属农产品，它的进项税与销项税都是13%，而棉花加工后的纺织品归属工业品，销项税率为17%，实际多承担了4个百分点的不合理税赋。

 

“过去，纺织企业的能源、劳动力成本较低，企业还能承受这种‘高征低扣’的税收政策。但是现在纺织业的平均利润才4%，国家应该平征平扣，减轻企业税赋，还纺织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果棉花的进项税和销项税能保持一致，都是13%，那么全行业将新增利润40多亿元，这无疑是为处在困境中的纺织业送来甘霖。”高骅说，“多数纺织企业其实并不指望国家补贴，企业靠补贴是长不大做不强的。但是像银行融资贵，国内外棉价倒挂，棉花进项税与销项税不统一等问题，是靠企业自身努力解决不了的，又严重影响了行业的稳定和发展。我们寄希望于国家支持纺织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早日出台，让中国纺织企业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走出生死困局。”